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肋的母亲。
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苦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
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
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
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等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
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
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
我只说了句:“以后,你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
母亲对儿七是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
三姐是母亲的右手。
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已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
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侯,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
大家都怕她晕过去。
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乔徐徐的走去。
不久,姑母死了。
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
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
新全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
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
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
乃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
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来。
到我该走的时侯,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
我都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
又想起当日了独的过那淒惨的陈夕的慈母。
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的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
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
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姐点了头。
我爱母亲,但是我给她最大的打击。
时代使我成为逆子。
廿七岁,我上了英国。
为了自已,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
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
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俩睡下。
她想念她的幼子稚而不更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
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幼子跑西南来。
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
每逄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
十月二十六日,我回到了家,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
就寝前,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家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
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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