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铁器

东周铁器

铁器类型

冶铁业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虽然比西亚和欧洲要晚，但一经出现，便取得飞速发展，并在以后的很长时期中一直居于世界冶金技术的前列。

东周铁器的器类有农具、手工具、兵器和杂用器,而以农业、手工业工具为大宗。农具有V形铧冠、、锄、(耒)、铲、锤等多种。同一类型的农具又有不同形式,如有长方板楔形和长条椭圆孔形,锄有六角形、梯形、凹形铁口锄和五齿锄；镰有矩镰、爪镰等。 手工业工具有斧、锛、凿、锥、锤； 兵器有剑、戟、矛、匕首、胄；杂用器有削、刮刀、环、钩、带钩以及作为青铜器的附属部件的鼎脚和镞铤。

重要发现

1976年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杨家山的一座春秋晚期墓（第65号墓）中发现钢剑、铁鼎形器各一件。剑长38.4厘米。随后在窑岭口一座春秋战国之际的墓（第15号墓）中发现铁鼎 1件，重3250克。1978年河南省博物馆在淅川下寺一座春秋晚期墓中，发现玉柄铁剑1件。战国早期的铁器,有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铁带钩5件，其中2件错金嵌玉；陕县后川第2040号墓的金质格首铁短剑 1件；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的铲、斧、锤、凿等铁工具20件；洛阳水泥制品厂遗址中出土的铁锛、铁铲共3件，其中2件经检验为生铁柔化处理的韧性铸铁件。战国中晚期的铁器出土数量更多，重要的有河北兴隆燕国矿冶遗址中出土的锄、、镰、斧等工具的铁铸范；易县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铁兵器50多件；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出土的铁农具、手工具95件；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中出土的采掘铁工具斧形凿、锤、四棱凿、锄等。

应用领域

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铁器已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登上了历史舞台。部分农业和手工业已开始使用铁器，但这时铁农具的数量不多，种类也不全，在农耕中还没有占据支配地位。铁制的手工业工具也未达到取代青铜工具的程度。战国中期以后，铁器已推广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农业、手工业部门中，已经基本上代替了木器、石器、骨器、蚌器和青铜器，初步取得支配地位。 V形铧冠套接在木犁前端，利于破土翻地，它的出现标志着牛耕的推行；铁厚重坚实，利于垦荒挖沟；五齿锄齿条高宽，适于整地、施肥；锄、铲、利于中耕、松土、除草；铁镰利于收割；斧锛的大量出现，利于开发山林、扩大耕地面积。这几种主要农具，在出土铁器中占有很大比例，遍布于中国南北各地，其基本形制，一直影响于后代。在手工业中，主要的工具基本上都是铁制的。《管子·海王篇》记载：耕者必有耒、耜、铫、镰等农具；工匠必有斧、锛、凿、锯、锤等工具；女子必有针、刀、锥。铁器成为社会生产各部门所必需，这应是战国晚期社会的真实情况。

历史意义

铁工具的普遍使用，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兼并战争的进行。特别是块炼渗碳钢及其淬火工艺的掌握，直接应用于制造武器和防护装备的生产。在这方面，楚、燕走在其他各国的前头，主要的武器已基本使用铁制品。根据《战国策》和《韩非子》等文献记载，当时三晋和齐国的铁制武器已相当可观，但考古资料还比较贫乏。至于当时生产水平比较落后的秦国，从秦兵马俑坑的发掘资料看，主要武器仍旧是青铜制品。但不论是秦还是楚、燕，当时的钢铁武器都不足以装备所有的军队，钢铁武器最终取代青铜武器，到东汉才实现。

冶炼工艺

考古资料表明：中国至少在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冶铁技术早期铁制品多为“块炼铁”,即在较低温度的固体状态下用木炭还原法炼成的比较纯净的铁。这种铁较软,需经锻造后才可制器。与此同时,在炼炉中冶炼的生铁铸器已出现,为增加其强度和韧性,当时还使用了热处理技术。中国发明生铁比国外要早1800多年，这是中国冶金史的一大成就。长沙出土的春秋晚期铁器，经检验确定，钢剑是含碳0.5%左右的中碳钢，金相组织比较均匀,可能是经过高温退火处理的,这表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块炼铁已发展为块炼渗碳钢。另外，当时的白口生铁也已发展为韧性铸铁。战国中期以后，工艺技术获得明显发展，进一步提高了金属铁的性能。燕下都44号墓出土铁器的金相考察说明，战国后期的燕国，不仅在块炼铁中增碳制造高碳钢，并已掌握了淬火技术。

根据出土铁器及东周时代的冶铜技术推测，春秋晚期冶铁应已使用鼓风竖炉。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已发现多处，出土有熔铁炉、鼓风管、炼渣及各种铁器的陶范，在河北兴隆还发现一批铁制铸范。兴隆铁范计有42副87件,包括农具、工具和车具的铸范。范有内、外之分,有的是单合范，有的是双合范，其本身就是很好的白口铁铸件。有些铸范设有防止变形的加强结构和金属芯，其设计和铸造工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批铸范的出现表明社会向冶铁业和铁工具的生产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也是当时广泛使用铁器的又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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