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番外22

历史学

基础学科之一

本词条是多义词，共3个义项

历史学，是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材料进行筛选和组合的知识形式。历史学，是个静态时间中的动态空间概念。历史学是由历史、科学、哲学、人性学及其时间空间五部分有机组合而成。

历史学与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并列，组成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大学本科历史学专业毕业并满足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后通常予授历史学学士学位。

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狭义上的史学专指后者，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

因历史学家们考察的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而有“活动”说、“学问”或“学术”说、“知识体系”说、“科学”说、“艺术”说和“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整合”说等等不同的界定。历史学类专业主要包括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一级学科，以及博物馆学、民族学、文物学等二级学科。

中文名

历史学

外文名

History

学科简称

史学

学科性质

基础学科，人文社会学科

归属

社会科学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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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沿革歧义诠释释义与内涵史学文体主要课程培养目标史学名校就业方向

定义

史，这个词汇早在甲骨文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象形的是判事的巫师或者判事的吏员，《说文》诠释道：“史，记事者也，从又，执中，中正也。”。所以，在中国古代，“史”与“事、吏”的词义是相通的，带有伦理学（含自然伦理原则和社会伦理原则）的价值判断涵义。[1]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诞生之前，一般从广义上来界定历史学，即对史学的定义与对历史的定义往往是同一的，很少有人对两者进行严格的概念上的区分。英语中“历史学”和“历史”是同一个词：History。根据第四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History第一义项即指“历史学”——对过去事件的研究；第二义项才是“历史”——过去的事件，尤指从整体意义上来认识的过去事件；第三义项实际上是从第一义项中引申出来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叙述。可见，“历史学”和“历史”是其本义。在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定义或解说中，History具体所指为何，一般应视具体的文本语境而定。[2]

史学沿革

中西方对史学的认识所经历的过程基本相同。中国古代的“史学”概念亦从对“史”的认识发展而来，或者说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据瞿林东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含义经历了史官、史书、史事、史学的发展过程。

古代时期

历史学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孔子就已经开始历史学教育，创作《春秋》著作。到汉朝司马迁父子建立更加完善的历史学体系和创作形式，历史学已经开始成为官方研究重点。东汉的班固就是在专门保存书籍的兰台（御史台）修史，开始官方对史学的控制，禁止私人修史。[3]随着封建民主制度发展，到晋朝不仅设立官方专业的著作省，也有了专门负责著作、修史的高级官员，同时允许民间修史。官史和私史并存，体现官方立场和人民立场的史学观也逐渐形成。后世通常把官方和民间都认可的相对客观、准确的历史著作作为正史，代表官方史学。[4]

史学名词可能始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称王之年——东晋太兴二年（公元319年）。在当时和其后一个半世纪间，并未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解说。但是，史学摆脱对经学的依附地位，并与传统的经、律两学鼎足而立，成为官学中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还是极具重要意义的。后来它有了编纂学、文献学的内容；至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又赋予了史学以历史叙述技巧和历史认识方法等内容。[5]

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史学概念的解说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是：史学是一门关于如何认识、叙述或编纂过去的事件的专门性、技艺性的学问。这种认识与西方近代历史学家“历史学是艺术”的界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作为人类过往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作为一种专门性学问的人们对它进行认识、描述的活动及其结果的“史学”，最后实现了初步的分离。这是古代历史学家经过数千年探索的结果，亦是他们在史学认识上的最大成就之一。

近代以来

正因“史学”从“史”的硬壳中脱胎而来，所以，尽管在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与“史学”是两个内涵和本质均不相同的概念，对于它们各自是什么的回答分属于不同的本体论范畴，但是当人们定义它们时，它们就像是一个双面怪——两者交互使用、互相纠结在一起。正如“易”因背出分训、并行分训和同时合训而“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易）也，变易也，不易也”，[6]——“史”因一字多意同时合用亦总有二义，这种情况在近代依然顽固地维持着。

因此，近人对史学的定义，并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亦往往不能彻底分割克丽欧女神的双面性。当定义“史者何”或“历史何谓”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确定“历史”的定义，而是在确定“史学”的定义；有时则同时合训而兼具两义。如果从历史本体论角度来分析，难免会把他们的定义当做是从观念形态上来界说“历史”概念，从而得出他们的历史观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结论。如果从他们解说的实际内容和文本的整体语境来分析，则不难看出，他们正是从狭义上确定了史学的内涵。例如，近代国学大师、“新史学”革命首倡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7]这里的“史”，很明显是指“史学”；而且，《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所阐述的内容，亦是如何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论述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当然，多数史家则采用传统的同时合训的方法。例如，杜维运说：“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8]

歧义诠释

“活动”说

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9]瞿先生的定义，与他这本书的内容是相适应的。因为史学在中国古代，主要是以附属于政治活动的一种文化积累活动的形式存在的，史官和史馆制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史学虽然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亦不乏私人撰史行为，但兼具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而主要作为政治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的“综合活动”特性，并没有改变。

“学问”说

吴泽先生在其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绪论”中，给史学确定的定义是：“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10]

“半科学，半艺术”说

这种说法的由来比较复杂。历史学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在西方史学史上，这一争论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古罗马帝国。第一个对这个问题进行辨析的，是当时的修辞学家、讽刺散文作家希腊裔罗马人卢基阿努斯（Loucianos，约120—180年左右。一说约125—192年。旧译琉善，现又据英译Lucian而译卢奇安）。卢基阿努斯以传统对话体写过约80篇杂论，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哲学、修辞学、宗教等命题，其中有一篇史学评论专论《论撰史》，“可以定位为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史学理论专论”。[11][12]

西方观点

卢基阿努斯从历史学的任务或目的、本质、价值、认识方法，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史料收集与处理，历史著作的表现形式，判断历史著作优劣的一般标准等等方面，提出了史学本体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揭示了史学与文学艺术（如颂辞、诗歌、戏剧等表现形式）相比而具有的真实性本质特征，认为历史学虽然外加有欣赏的成分，也需要借助适当的文学艺术的表述技巧，需要“华而实”的“风格之美”、“真实美”和“条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等表现形式，但是，这些都不是构成历史学的本质的东西；历史学按其特性、本质和目的来讲，是一门实用之学，而非一门有如诗歌那样的欣赏之学。

卢基阿努斯《论撰史》所表述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要点如次，文中“历史”是“史有二义”中的“历史学”之义。[13]在卢基阿努斯看来，“不能区别诗与史，确实是史学之大患”。[14]卢基阿努斯关于“诗与史”、“实用的历史”与“欣赏的历史”之间异同关系的辨析，开启了后世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的论争之门。近代西方无论是客观主义历史学家提出的历史学是一门“如实直书”的实证科学，“历史学是科学，不多也不少”，还是相对主义历史学家提出的历史学是一门艺术，“历史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等等表述形式不尽相同的史学本体认识，就其关于治史原则、史学本质的认识，以及讨论的题域、思考的路径而言，其实均未超出卢基阿努斯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和划定的疆界。

中国观点

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界，史学理论工作者们接过了卢基阿努斯的问题。坚持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历史学家，一方面沿着卢基阿努斯开辟的认识路径，从历史学与文学的区别中把真实性确定为历史学的本质特性之一；另一方面，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开辟的辩证的、历史的和唯物的认识路径，从历史本体论和史学本体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从而为历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些持相对主义甚至折衷主义史学观的历史学家，同样延续了卢基阿努斯的认识路径，所不同的只是把已经被卢氏排除在外的“无疑是外加的东西”又偷运到历史学本质特性的内容之中，使之成为内涵于历史学本质的东西，然后以此为据，重弹了实质上是“一半……一半”的老调。何兆武先生的历史学是一门“既是科学又非科学的超科学”人文学科之说，可以看做是“一半……一半”说的当代中国版。

20世纪80年代末，何兆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研究中的假问题”命题，认为“要使历史科学现代化”，“历史学界应该对过去一切似是而非的假问题进行重新批判并做出一番澄清”。[15]此论在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第一个被他当做“假问题”来澄清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或停滞性、或长期停滞性问题。

90年代，这种澄清工作很快就溯源到了历史学本体论和历史本体论的范畴领域，把“历史学是科学吗？”作为一个准“假问题”——何先生没有直接认定它是一个“假问题”，而只是认为它是“唯科学观点”的一种表现，故用准“假问题”来称之——来清理。从他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如《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历史两重性片论》、《历史学家、历史学和历史》，[16]以及被他收入自己的“学术文化随笔”集中的《〈历史与历史学〉自序》，等等，不难发现他的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是“超科学”之说：“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和认识则构成为历史学。”这样，通常所理解的历史定义的一般内涵——人类社会的客观进程，——就被大大化约为人的历史，不仅“类”没有了，而且“社会”的内涵也被抽掉了。无论是所谓历史的两重性，还是所谓历史学的两重性，其实都根源于个体属性意义上的“人”的两重性。在解说历史学是什么时，何先生又过于强调已经被他完全个体化了的“人”的“自由和自律”性；在探讨历史学的特性时，则把人文学科所具有的一般特性等同于历史学的特性。“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17]

“科学”说

1902年，英国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剑桥历史学派重要代表人物柏里（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又译柏雷、布瑞）继阿克顿爵士（Sir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1834—1902）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钦定教授，在就职演说《历史科学》中，以如下一句话语作为结束：“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18]这是历史学家们探讨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时引证得较多的一句名言。在当代中国历史学界，“科学”大致有三种代表性意见：一般“科学”说；“具有特殊性、综合性、整体性、真实性的具体的和实证的科学”说；“整合学”说。

一般“科学”说是最普遍的对史学的定义的确定。例如，1999年出版的新版《辞海》“史学”条：“亦称‘历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19]又如，吴著《史学概论》一书“前言”中确定的史学的定义：“史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是对各种具体历史研究及其内在规律的探索的科学。”[20]

李振宏先生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辟专章，从“历史学是科学的根据”、“历史科学的特性和任务”，以及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等方面，探讨科学的历史学是什么及其与一般历史学的根本区别问题。根据他的论述，历史学可区分为两种：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之前的一般历史学，它还不成其为科学，充其量不过是描述和研究人类过往社会客观存在及其过程的一种专门的知识体系；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它是迄今为止唯一科学的历史学，一门具有特殊性、综合性、整体性和真实性等显著且重要特征的具体的和实证的科学。[21]

“整合学”说

新时期史学界关于究竟什么是历史学问题的讨论中，一种最新的、且颇具特色的定义，是蒋大椿先生确定的。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中，有鉴于“通常人们认为历史学就是历史论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些历史论著中所表达出来的历史知识”这种对史学的直观的“却是有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现状，他从“广义理解的”角度，为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全新的、“全面和深刻的”、明晰的定义：“历史学乃是作为研究主体的历史学家通过一定的思维认识方式、手段与历史客体发生互动作用的历史研究这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即历史知识。”[22]

在这一表述中，蒋先生没有涉及“历史存在”概念，但从蒋先生的全文来看，他是从“历史存在”的意义上来使用作为进入历史学家认识对象范畴的历史存在的“历史客体”这个概念的。因此，根据他在文章中的相关阐述，我们就可以得出：“历史学家”和“历史存在”，是构成作为精神生产实践的历史研究活动的两个前提性要素；“历史思维认识方式”、“历史认识手段”、“历史客体”、“历史研究精神生产实践”（“历史研究活动”）和“历史知识”，是构成历史学的五大基本要素。蒋先生确定的史学的定义，的确比现有的关于史学的定义都要全面。蒋先生把它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根据它在历史认识方式上的整合性及其对象领域上的综合性特征，在性质上把它规定为“一门以科学性为基础的内在地融合了实证性、抽象性、价值性、艺术性的整合学”。[12]

释义与内涵

关于史学的定义或解说，虽然在文献史上大多是近人或今人确定的，但是从逻辑序列上讲，它们其实与历史学自身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和人们对它加以认识的思想史过程是基本相符的。

“史有二义”和今人的“活动”说、“学问”或“学术”说与“知识体系”说、“超科学”或“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科学”说，可以看作是分别对应于历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个时代的客观存在事实在历史学家思想上或理论上的表现形式。其中，“科学”说中的一般“科学”说和其他两种史学解说，分别反映了历史学第四个发展时代中的前后两个不同时期；至于后者，更确切地说，是当代史学实践的客观存在状态在历史学家理论形式上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是史学理论工作者对当代史学实践进行抽象性认识的理论结果。而当今中国历史学界史学界说纷纭，不过是史学实践日趋复杂多元的纷乱现实在史学工作者思想上造成认识混乱的切实反映；而且，各自对史学定义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定义者学术背景和研究对象的具体内容的影响。[23]

中国历史学的科学性，除它具备了一门学科的科学性所必须符合的一般性要求以外，根本的依据就在于它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畴的一门学科。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性，根本地决定了中国历史学的科学性。[24]

历史学是一门整合型的社会科学，是历史研究主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一般规律指导下，运用一定的思维认识方式和手段，在与历史客体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客体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其特殊规律和特点的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历史知识。[24]

在这一史学定义中：“整合型的社会科学”的含义是，历史学是一门以科学性和真实性为基础，内在地或是以“外加的”方式融合了特殊性、综合性（或整体性）、实证性、抽象性（或哲学性）、价值性、艺术性的整合型社会科学，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历史研究主体”即历史学家，而不是一般民众或其他社群；“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的”、“特别坚持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的观察事物的思想方法，而不是它的具体历史结论[25]；“历史客体”，是指首先作为一种历史客观实在而存在（“自在之物”）、然后才进入历史学家认识视野而转化成为认识客体而存在（“为我之物”）的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无数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客观历史事实和过程，是历史学的对象领域，因而它不是哲学研究对象之一的一般人类社会的客观历史过程；“特殊规律和特点”，是指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特点，而非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历史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政治性的记事活动、附属于政治而以文化积累为主的综合活动、学问或学术、知识体系、哲学、科学等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发展环节，在认识方式上经历了价值的、考实的、艺术的、科学的、哲学的等等不同形式的认识方式。[24]

历史学发展到了今天，虽然它必然地要包含先前出现过的一切表现形式或发展环节，并把它们当做自己的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或部分；就个别的或特殊的史学现象而言，今天的历史学亦可以其先前曾经拥有过的某种表现形式而存在。[24]

可是，在一般意义上，历史学绝不可以归结为其中的任何一种形式或环节，或者依据其中的某一种表现形式或发展环节来确定历史学的一般定义。历史学，只能是一门整合型的社会科学。如果否认这一点，那么在认识论、方法论和哲学倾向上，就要么表现为历史观念的缺失，要么表现为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庸俗化和作为这种庸俗化的必然归宿的相对主义、怀疑论或折衷主义。[24]

列宁在阐述“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的原理时说：“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26]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关系原理，对于我们今天确定历史学的定义、分析现有关于历史学的定义的价值、理解“历史学是一门整合型的社会科学”，乃至考察其他观念形态的事物，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24]

史学文体

编年体。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顺序，来编撰、记述历史的一种方式。

纪传体。以为人物立传记（皇帝的传记称“纪”，一般人的称“传”，记载诸侯称“世家”，特殊情形的人物称“载记”，记载制度、风俗、经济等称“志”，以表格排列历史大事称“表”）的方式记叙史实。

纪事本末体

主要课程

中国通史[1]、世界通史、史学导论、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考古学通论、历史地理学、古代汉语、中外历史文化原典导读与选读、中国断代史(从先秦到当代)、专题史(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等)、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史(美、英、法、日、德、俄等国，拉美、非洲、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中外关系史等。

培养目标

历史学专业要求学生学习世界历史的基本知识，了解整体人类文明的一般发展历程和世界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接受史学理论、史料学、历史地理学、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外国语及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基本训练。

史学名校

北京大学

北大历史系前身可溯至1899年秋京师大学堂设立的史学堂, 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史学教育科系。1900年夏京师大学堂遭八国联军毁坏。1902年末，中国政府在恢复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中，规划设立史学目，1903年改设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次年夏，京师大学堂开始进行预备科和师范馆的史学教育。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相当于四年制本科）的中国史学门开始招生。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改为国立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的史学教育多方吸取近代世界新的科学理论、方法和知识，力求使学生获得广博的基础知识，打下厚实的学术功底，练就精深的专业能力。五四运动后，1919年8月，校评议会依新制将中国史学门改称史学系。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北京大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时，由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燕京大学历史系一部分骨干教师的汇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师资阵容进一步壮大，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益发突出。随着形势的发展，考古专业1983年从本系分出，独立成系。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本系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具有历史目光和渊博知识的人才，在各条战线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从本系毕业的学生中，成长出一批批著名学者、革命者、爱国志士和社会贤达。在本系的教师行列里，涌现过***、朱希祖、马叙伦、马衡、陈寅恪、陈翰笙、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孟森、钱穆、陈垣、陈受颐、顾颉刚、冯家升、张星烺、刘崇鋐、毛子水、姚从吾、郑天挺、翦伯赞、张政烺、向达、邓广铭、周一良、齐思和、杨人楩、邵循正、苏秉琦等杰出的史学家。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承前启后，代代相传。[27]

北大历史系史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总体上尽量兼顾史学教育的学术性和社会性，分层次地培养高质量的史学人才。一是突出学术功能，建立从本科生到硕士、博士生的系统培养模式，在各阶段都打好厚实的通史基础，以利于进一步的专业学习，适应现代社会对学术精英的高层次需要。二是加强本科学生的能力训练，包括资料搜集、整理、考订、综合、分析能力，语言、表述、写作能力，计算机等辅助工具应用能力, 研究、思维能力等等，并给他们提供一些跨学科的必要知识，满足社会各界各部门对于具有一定史学功底的应用人才的广泛需求。三是充分发挥史学的“教化”功能, 从事历史知识的普及教育, 使史学教育面向非史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学生乃至全体国民, 承担提高民族素质和公民文化教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28]

本学科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与国际化，拓展海内外学术合作交流，先后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韩国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十几所一流高校的相关系所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平均每年在校留学生和国外各类进修生40多人。根据交流协议每年派赴海外深造或讲学的教师、研究生及本科生20多人。积极进行国内外的合作研究、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英国牛津大学副校长、法国史教授Colin Lucas为本系荣誉博士。担任本系客座教授的海内外一流学者有：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教授（William C. Kirby）、政府学系前主任马若德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叶文心教授、欧洲联盟前驻华大使、哈佛大学魏根深教授（Endymion Wilkinson）、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巴黎高师副校长巴斯蒂教授（Marianne Bastid-Bruguiere）、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主任罗梅君教授（Mechthild Leutner）、日本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京都大学谷川道雄教授、杉山正明教授，早稻田大学依田熹家教授、关西大学大庭修教授、韩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金俊烨教授，美国加州厄文大学陈勇副教授等。我系与国内兄弟院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史学同行更保持着频繁而密切的合作交流关系。[29]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科是北京师范大学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 1902 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 1912 年称北京高师史地部， 1928 年单独设系， 1952 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历史系并入。在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者***、钱玄同、邓之诚、王桐龄、方国瑜、朱希祖、张星烺、杨秀峰、楚图南、陈垣、侯外庐、白寿彝、赵光贤、柴德赓、刘启戈、陈正飞、张鸿翔等在此辛勤耕耘过，奠定了北师大历史学科坚实的基础。2006年 3 月，我校作出决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史学研究所合并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合并后的历史学院，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现有 1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1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7 个博士点， 8 个硕士点。在职教授 34 人，博士生导师 29 名，在聘“ 985 ”项目 教授 10 人；副教授 17 人。其中既有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瞿林东、陈其泰、晁福林、郑师渠等，也有一批崭露才华的中青年学者。现任院长为 杨共乐 教授。

在本科教学方面，我院是教育部“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培养具备全面系统的历史学、博物馆学等方面知识和较高的综合素质，在历史学和相关领域从事教学、科研的人才，以及能在党政机关、外交外贸、国际文化交流、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机构、各类博物馆和陈列展览单位、新闻出版部门及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业务和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近年来， 50% 以上的应届毕业生推荐免试或考取了研究生，其余到各类学校、科研机构、新闻出版、党政机关、企业等部门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和教育软件开发工作。

在科研方面， 我院是国内历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是全国高校中最早设立 历史学 博士后流动站和最早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也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 1994 年设为国家首批人文社会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2001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基地，是“ 211 ”工程、“ 985 ”工程国家重点建设单位。 拥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和考古与博物馆学等专业。中国古代史研究方向为 先 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 宋 元史、明清史、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民族史等。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近现政治史等。世界史学科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罗马史、西方史学史、中外古史比较、欧洲中世纪史、西方近现代思想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美国史、英国史、俄国史、日本史等。 历史文献学学科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等。考古与博物馆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考古史、博物馆学等。

史学研究所是 1980 年经原国家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全国第一个史学史科研机构。它既是国家批准的历史学人才培养基地，也是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科研中心。它一直承担着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和国家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以及多项横向科研项目，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近现代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批评、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西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中国古典文献（经史）研究。特别是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和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形成特色，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居国内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设有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室、中国通史研究室、《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史学史研究》已有 40 多年的历史，是全国中文（历史类）核心期刊，也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源。发行到 16 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影响。[30]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前身溯源于1902年建立的三江师范学堂国史科。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原中央大学历史学院、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学院合并而成的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4年12月撤销历史学系建制，成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下设中国历史系、世界历史系、考古文物系、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边政研究所。

百余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努力，本院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教学体系。全系设有历史学、考古学、考古学（文物鉴定）三本科生专业方向；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国际关系史、边疆学、考古学7个博士点；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国际关系、民族学7个硕士点。1995年，本院被确定为国家教育部直属的文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6年，经国家人事部评审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并成为首批进入国家工程的单位。1998年，本院经国务院学位办评审，获准按历史学一级学科招收博士生。本院世界史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为江苏省重点学科，该专业科研教学团队被评为江苏省学科优秀梯队。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近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院，也已开始招收研究生。

本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85人，专职教师73人，行政管理人员12人，其中教授39人（博士生导师34人），副教授24人，讲师4人，博士毕业待评职称4人，专职科研2人；博士后27人。教师中1人为美国杜客大学博士、1人为日本京都大学博士、1人为日本东京大学博士、2人为日本九州大学博士、1人为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全系中青年教师有90%以上曾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奥地利、意大利进行长期或短期访问。此外，本院有南大荣誉资深教授3人、南大特聘教授3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者18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8人、江苏省“333”工程5人、江苏省“青蓝工程”6人。近几年来，本院教师在诸多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获教育部第五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钱乘旦教授、陈晓律教授的《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获教育部首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张竹明教授的《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1—8）》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重大奖项；刘迎胜教授的“《元史》会注考证”和范金民教授的“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等分别获得国家社科重大研究项目。全系共有历史学、考古学和文物鉴定专业方向学生724人，其中博士生162人，硕士生305人，本科生257人；其中，文物鉴定方向将于2012年毕业第一届本科生。

历史学院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历史学院现有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历史学院向来注重培养素质高、适应面广的复合型人才。本科生除学习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外，还选修了大量的文化素质课及应用型课程，西方文明史、中国文化史、港澳台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史、公文写作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考古专业的师生长期参与田野考察和文物发掘与整理工作；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历史学院致力于加强与海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与欧美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巴黎大学、哈弗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及研究机构建立了稳定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有数百位多名海外著名教授以及访问学者先后在此讲学交流、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阶段的研究工作；多次举办了中华民国史、英国史、中国社会史、当代台湾研究、欧洲问题研究等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31]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是复旦大学最为悠久的系科之一，1905年复旦公学高等正斋创设伊始，就在文科中开设有历史学课程。1925年正式设系，时称史学系。1937年随校本部迁往重庆，1938春改为史地学系。1949年夏，暨南大学和同济大学文学院并入复旦，由于地理教学力量较弱，其他院校史地也多分开设系，遂议决改为史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因为得到江浙多所大学著名史家的加盟，复旦历史系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系的教授，在中国史方面，有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杨宽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周谷城、王造时、耿淡如、陈仁炳、章巽、田汝康等。还有当时已脱颖而出的中青年史家，如程博洪、张荫桐、胡绳武、赵人龙、金冲及等。一大批学者汇聚于此，逐步形成了复旦历史系自身的研究特色。如周谷城关于世界古代史及其他领域的研究，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陈守实的中国土地制度研究，胡厚宣的甲骨文研究，蔡尚思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杨宽的先秦史研究，章巽的中国古代海上交通研究，田汝康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交通和华侨问题、民族问题研究等，都有很高的学术建树。如周予同先生所言，历史系的发展要定位于“为复旦争取学术地位”，正是老一辈学者的工作，奠定了历史学系在复旦大学、在中国史学界的学科地位。

1981年，教育部公布首批博士点，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学、世界上古史中古史、世界地区史国别史专业占据其中4席。1994年被教育部列入“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1996年建立了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7年成为中国国内首批五家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单位之一。近年来，在学科建设上也有所突破，2004年“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列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中国近现代史”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从1980年代后期起，原属历史系的历史地理和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先后独立为历史地理研究所和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则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设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历史文献学、当代中国史七个二级学科，各学科均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基于本科及研究生教学安排的需要，基本学科架构主要划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而在科研工作中，则不限于此。除此三者外，还按照专门史、历史文献学、西方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等上述二级学科方向进行组织。

进入2011年，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行新的学科目录，原历史学一级学科被拆分为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复旦大学历史系将依照新调整的学科设置，根据自身传统的学科优势进行整合，努力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研究领域进一步开拓创新，在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在2017年第四次学科评估中，历史系中国史学科是全国仅有的两所中国史A+类学科之一。[32]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专业是华东师范大学于1951年建校时首批设置的系科之一，当时汇聚了一批国内史学名家，如吕思勉、吴泽、李平心、戴家祥、林举岱、陈旭麓、王养冲、郭圣铭、夏东元等。1981年，中国古代史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两个二级学科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首批博士点。1984年和1986年，世界史学科和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也先后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点。1994年，世界史学科成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1998年，设立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000年获得历史学科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世界史学科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培育），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上海市重点学科。2011年国家历史学科调整后，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别获得一级博士学位授予权，并相应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同年，两个学科进入上海时高校一流学科B。在2017年教育部学科评估中，中国史学科获得B+，世界史学科获得A+。2018年，世界史学科入选上海市高峰I类计划。

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本专业已形成了中外融合、古今贯通、既发扬传统优势又具有当代意识和前瞻性的学科布局和研究方向。我系现拥有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并设有博士后流动站。中国史学科下设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门史（银行史）5个研究方向。世界史学科下设世界断代史、世界地区国别史、专门史（冷战国际史）3个研究方向。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业教师68人，其中包括教授28人、副教授20人，具有高级职称者的比例超过70%。本专业拥有1名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名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多人次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上海市曙光人才计划、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上海市晨光人才计划等。多人在全国性学术社团中担任负责人，如非洲史学会、德国史学会。本专业在汉唐史、江南史、中国知识分子史、中国近代史学史、中国当代史、冷战国际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非洲史、德国史、国际历史教育比较等领域拥有一批知名学者，在国内外学界颇有名望。在教育部、上海市等各级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奖中，中国史、世界史学科均有重要斩获，如王养冲、王家范两位老一代学者荣获上海市社科学术贡献奖，戴家祥先生的《金文大字典》获上海市哲社特等奖，茅海建、沈志华两位领军人才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集体成果《王国维全集》获得上海市哲社优秀成果一等奖。此外，在最近三年，本专业教师获得多项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重大项目及多项省部级以上重点、一般及青年项目，在《历史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本专业还拥有3本重要学术期刊：《历史教学问题》、《冷战国际史研究》、《知识分子论丛》。每年，本专业教师还积极递交智库报告，其成果曾多次获得中央及省部级领导人的批示。

历史学系与国内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如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法国巴黎高师和里昂高师、德国哥廷根大学和奥格斯堡大学、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和九州大学、韩国首尔大学、以色列巴伊兰大学、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台湾大学等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联合举办了多次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研论会，提高了历史学系的国际声誉，扩大了学术影响力。历史学系另设五个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分别为美国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ashington D. C., USA）、德国奥格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Augsburg, Germany）、越南河内师范大学（Hano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Vietnam）、坦桑尼亚达雷斯萨拉姆大学（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Tazania）、日本早稻田大学（W阿瑟大University,Japan）。[33]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成立于2000年10月。学院下设三系即：中国史学系、世界史学系、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各系下设若干个教研室。学院另设有若干科研中心，两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2000年、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2005年）和三个教育部区域与国别史研究备案中心（美国研究中心、拉美史研究中心和希腊研究中心，2017年）挂靠本院，与日本研究院合作共建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2014年）；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拉美研究中心等十几个科研机构挂靠本院。中国社会史学会、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和天津市历史学学会的秘书处设在本院。全院在岗教师和科研人员93人，其中教授(研究员)44人，副教授(副研究员)29人，讲师12人，师资博士后8人，博士生导师49人(含6人兼职)。现任院长为江沛教授，赵桂敏任党委书记。

1981年和1986年，历史学科的中国古代史、世界地区国别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史4个二级学科，先后被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1987年，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地区国别史3个二级学科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全国重点学科。1996年，历史学科被国家教委确定为"211工程"首批立项建设的单位。1999年1月，又被批准为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8月，历史学科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三个二级学科入选国家级重点学科，历史学科被教育部认定为历史学首批国家级一级重点学科（全国仅有两个）。在2005年和2008年由教育部主持的学科评估活动中，历史学科均名列全国第二。2011年，在教育部第三次学科评估中，本院世界史、中国史和考古学三个学科分别名列全国第2、5、7名，历史学类综合排名全国第二。2017年12月，在教育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本院世界史名列第三、中国史名列第五，考古学名列第11名。2017年6月，世界史学科入选教育部一流学科建设名单；7月，以世界史学科为基础、带动历史学整体发展的历史学一流学科建设规划，获得教育部批准。

历史学院现拥有历史学门类下3个一级学科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均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覆盖了史学领域主要方向。学院教学实力雄厚，教学水平较高。1994年，历史系又被国家教委确定为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1998年12月，历史学科被批准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2010年，按教育部规定，历史学一级学科分成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本院三个一级学科均获得教育部认定。2011年，李治安教授获全国第六届高校教学名师奖。王晓欣教授（以前为李治安教授）主持的“中国古代后期史”，王以欣教授（以前为哈全安教授）主持的“世界上古中古史”两门课程，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2007、2009年）和首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016年）。张荣明教授主持的“诸子的智慧”课程、王利华教授主持的“生态文明”课程，入选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程（2016、2018年）。孙立群教授主持的“中国古代前期史”和侯杰教授主持的“中国近代史”课程，入选天津市级精品课程。学院还设有校级精品课若干门。2007、2014、2015年，哈全安、陈志强、王晓欣教授先后荣获天津市教学名师称号；2014年，陈志强教授主持的团队获得天津市教学优秀团队称号。2018年，余新忠领衔申报的“优化教学 激励互动 引智交流——卓越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新探索”项目，获得天津市第八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历史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人员齐全、结构合理的科研教学队伍，老一辈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雷海宗、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杨生茂、杨翼骧、黎国彬、来新夏、魏宏运、刘泽华、冯尔康、范曾、俞辛焞、王敦书、洪国起、陈振江、白新良、张友伦、李喜所、南炳文、赵伯雄、杜家骥、乔治忠、张分田、许檀等先生，为历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做出了突出贡献。已调离的知名学者朱凤瀚、张国刚、李剑鸣、王晓德等教授，曾为学科发展贡献颇多。近年来，学院教师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共13项，获得滚动资助5次；承担有南开大学十二五重大项目“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的科研任务。在这一群体中，有著名蒙元史专家李治安教授，拜占廷史专家陈志强教授，日本史专家杨栋梁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王先明、李金铮教授，中国社会史专家常建华教授、中国生态环境史专家王利华教授、美国史专家赵学功教授、元史专家刘晓教授、医疗社会史专家余新忠教授等，本学科还有相关领域的专家杨巨平、李卓、刘毅、宋志勇、江沛、孙卫国、陈絜、付成双、刘岳兵等教授。学院现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1人、“百千万人才”2人，全国优秀教师1人，中组部万人计划入选者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10人；聘有南开大学外籍客座教授6人，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术带头人”计划入选者12人；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委员会历史组成员2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委3人，国家留学基金委评议专家3人，中宣部“马工程”首席专家2人；20余人次担任全国性学会的正副会长；王利华教授当选东亚环境史学会会长（2015年）。陈志强教授荣获“希腊最高文学艺术奖勋章”（2013年），杨令侠教授荣获加拿大最高级别荣誉“加拿大总督勋章”（2013年），刘毅教授的著作荣获第五届***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2018年），孙立群教授多年担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孙卫国教授的著作获第11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中文著作奖提名（2019年）。他们为历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成绩，赢得了广泛的学术尊重与社会声誉。[34]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前身是1948年成立的华北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1956年正式建系，“文革”期间中断，1978年复校后重建。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何干之、尚钺、戴逸、李文海等教授曾先后主持历史系工作。1978年以来，尚钺、戴逸、李文海、王汝丰、顾学顺、赵淑慧、李世安、成崇德、黄朴民、李小树、刘后滨等教授先后担任系主任，现任系主任为王大庆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学科(门类)为国家一级学科点。在考古学和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之前，历史学系具有全部八个二级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设有博士后流动站，其中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为国家重点学科，历史学一级学科为北京市重点学科。随着国家学科目录的调整，2012年历史学门类分为三个一级学科，随后考古教研室独立建系，历史学系成为主要承担中国历史(历史学)和世界历史学科本科、硕士和博士人才培养的教学和科研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现有七个教研室，负责日常教学安排，按学科分列如下：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与专门史。研究机构主要有：秦汉史研究中心(孙家洲任主任)、唐宋史研究中心(包伟民任主任)、欧美史研究中心(孟广林任主任)、比较史学研究中心(徐兆仁任主任)等。

在教学上，历史学系强调夯实基础、扩展视野，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培养学生独立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重视课堂教学的同时，还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探索出了实践教学的可行之路。

在科研上，历史学系重视学科内部的协调贯通，突出重点，全面发展。全系教师承担了众多国家及省部级研究项目，在秦汉史、唐宋史、环境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古希腊罗马史、世界中世纪史、英国史、欧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研究等领域，具备了重要的学术地位。[35]

就业方向

历史学是一个长线、冷门学科，选择这个专业重在思维的训练，如果希望有所造诣，必须深造。毕业生主要从事科研教学、理论研究、编辑文案等工作，不过本科毕业生就业可变通性强，不必受到专业的限制。[36]

就业方向一：学术/科研

随着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显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知识劳动和知识要素正在成为按劳分配的主要依据；知识所依附的主要对象，即高技术、高技能、高素质、责任重、贡献大的人，收入明显提高，高技术、高技能、高素质人才与一般劳动者的薪酬水平的差距，在市场供需调节过程中日渐扩大，科研事业单位中集聚着大批的高科技人才，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以及人才竞争的日趋激烈，科研事业单位的薪酬制度也处于快速变革之中。[37]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针对他们所擅长的领域开课或授与学生专业训练，同时深耕于自己专精的学科，以发表论文的方式来获得职业的认可，在授课、训练、书写论文这几个方向里取得平衡。[36]

就业方向二：中学教师

中学教师是中学阶段担任教书育人工作的，掌握本学科知识和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并具有教授能力的专业人员。他们在关心学生健康成长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传授知识。[36]

就业方向三：编辑/文案/作家

据估算，我国拥有网络编辑人员近300万，而传统媒体有编辑记者75万人，网络媒体从业人员从数量上远远超过传统媒体。从2004年开始，网络媒体从业人员与传统媒体从业人员进行大轮换，网站人力资源结构也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既有新闻、计算机的专业人才，也有了涉及中文、法律、财经、历史、外语等专业的人员。[37]此外，图书编辑也是编辑职业的一种，图书编辑即是根据市场需求策划选题，或者根据公司策划的选题，然后根据选题要求寻找合适的编委，负责约稿、审稿、校对并组稿出版等工作的人员。[36]

就业方向四：事业单位/公务员

历史学专业一般去中学教书的比较多，还有一个出路就是参加公务员考试，比如海关、博物馆、档案馆之类的。[38]行政/公务员部门就是协助好上级行政领导施政行政。

就业方向五：市场/公关/品牌策划

企业通过媒介的介绍、传播，和观众的交流、沟通和互动，在公众面前树立并强化公司的品牌形象，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而在这一系列活动安排中，专业公关是企业的好帮手。在企业文化方面，历史学专业的知识和品牌的策划有异曲同工的微妙相同点，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掌握，本专业毕业生具备丰厚的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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