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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自小就六根不清净，却对z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或许在m国人的经济观念里，文物也只是商品之一，能自由买卖，自然也可以出口，所以到了中国的第三年，他就偶尔做一些暗地里的文物走私活动，那一年他才19岁。

但是裘德考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从心底里，他并没有把爷爷当成是朋友，甚至他没有把爷爷当成是一个和他平等的人。我爷爷在事后知道，在私底下，他称呼我爷爷为臭虫。

1949年长沙解放，国民党全面溃败，之后是1952年，教会开始退出中国，在中国滞留的很多美国人都开始回国，他也收到了教会的电报，让他在安全的时候返回。

他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生意要告一段落了，于是开始做相关的准备工作，转移了自己的财产。在临走之前，他又有了一个险恶的念头，他和他的同党开始大肆收购明器，用中国人信赖老关系的心理，用极其廉价的定金卷走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就有我爷爷的战国帛书。

在这些货物全部上船之后，裘德考知道这批人中有一些并不好惹，为勉留下后患，在船上拍了一封电报给当时的警备处，将我爷爷等大概十几个土夫子的形迹全部漏给了当时的长沙解放军临时驻军。造成了当时十分著名的“战国帛书案”，这不仅仅是文物走私案，因为裘德考和解放前国民党将领的关系，里面牵扯到了间谍，p国等等很多那个年代特有的想也想不通的因素，变的非常复杂，几乎惊动中央，那一天裘德考满载而归，而为他积累财富的那批老土子，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哀号一片。

虽说也是罪有应得，但是这样的死去，实在是太过悲惨了一些，后来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中国的文物走私几乎绝迹，也和当时这一批人的死亡有关系。

当时我爷爷机灵，一看形式不对，就连夜逃进了山里，躲在一座古墓里，和死尸一起睡了两个礼拜，逃过了风头，后来光身逃到了杭州，这件事情对我爷爷的打击很大，以至于战国帛书后来就成了他的一项禁忌，他在世的时候，一直叮嘱我们不可以胡乱说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家的人一直对此讳莫如深。

裘德考回到m国之后，拍卖了那批文物，发了大财，战国帛书被高价卖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成了当时拍卖价格最高的文物，而裘德考也一跃成了百万富翁、上流社会的新贵。他在中国的故事写成了传记，广为流传。

富有之后的裘德考，逐渐将兴趣转向社交，1957年，他受邀担任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远东艺术部顾问，对战国帛书的研究工作提供顾问，当时的博物馆馆长就是臭名昭著的普艾伦，两个人都是中国通，都是在z国雇用土匪盗掘文物发的家，很快成为朋友，裘德考还赞助了一笔钱给博物馆作为基金，用于收购民间的中国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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