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侍郎孙元贞,副都御史轩輗;福建,尚书金濂,侍郎薛希琏;两广,侍郎揭稽、李棠,都御史杨信民;贵州,侍郎侯璡,寺丞□;湖广,都御史王来、李实;四川,都御史李匡,侍郎罗绮。“西至贵州龙里卫,东至湖广沅州卫,北至湖广武岗州,南至四川播州地界。夷众不下二十余万,俱已叛逆,围困贵州、湖广所属地方”,致使南方官员“乞调京兵五千、达军一千、并南京、云南原征麓川官军十万前来征剿”。后明朝调靖远伯王骥前去平叛,并按其要求选“四川精兵一万、云南精兵二万”及其他精兵“共辏七八万人,选委重将统领,会合东西夹攻 ,并力剿杀。”致使明军在最后一次麓川之役及土木之变时,大部分精力及视野都被牵制在南方的重启下西洋、麓川、沿海民变及内地民变等事件上,故麓川仍未彻底平息叛乱,最终以盟约形式草草结束转去内地平乱;而也先通过明朝高层内应,进攻节点选择的非常精确。 [21]
土木之变
吏部尚书王直等人认为“边鄙之事,自古有之”,只要“将士用命,必可图胜”,朝廷应以守为主,劝谏英宗“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但英宗不听,在京营制度、纪律、组织、后勤皆不完备的情况下,亦在情报不知瓦剌军队主力方向的情况下,诏令迅速集结军队,两日内出兵讨伐也先。明英宗本人因赛因不花、郭敬家人把伯、义州卫军王文、跛儿干、李让、施带儿、王喜、喜宁、小田儿、加失领真等人泄露边防虚实加上明军情报失灵战败被俘,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兵部言:直隶、保定等府安插达官人等,因虏寇边,乘机刼掠居民。九月八日近因虏寇犯边尔定州衞,安置达官户下人丁往往乘势为盗,刼掠人财,杀伤军民,皆因为头目者不能钤束所致。十月二十三日兵部奏:京城内外并附近地方,安插达官及平日无赖之徒,乘机刼掠,扰害良民。十二月二日顺天府达官众孛罗,因虏入寇,导之抄掠,且诱民为乱。命诛之以狥。土木之难给明朝造成近乎毁灭性打击,全凭于谦、范广、二石等文武大臣力挽狂澜。而英宗亲征失败后叫军门,杀于谦,诛范广,冷袁彬,为也先立庙。也一直为后人所指责。 [25]
天顺何顺
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及八年的软禁后,英宗在天顺年间开始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又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显现了英主的风采。英宗曾对首辅李贤说过他每天的起居情况:“吾早晨拜天、拜祖毕,视朝。既罢,进膳后阅奏章。易决者,即批出,有可议,送先生处参决。”
英宗还释放了从永乐朝就开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的幼子朱文圭,靖难后被幽禁宫中逾五十年),恢复宣德朝胡皇后的称号,下旨停止帝王死后嫔妃的殉葬,《明史》赞曰“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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