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奉旨补授为内大臣。十二月,奉旨补授为管宴大臣。 [6]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訢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九月十五日,十六两日,奕訢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他笼络瓜尔佳·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索绰络·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苏完瓜尔佳·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7]
亲王议政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列强之国的特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然后对付俄国和英国。这媚外之策为后来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清政府把列强只当作“肢体之患”,认为“可以信义笼络”。折子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 [7]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儿子爱新觉罗·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即同治帝。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爱新觉罗·载垣、爱新觉罗·端华、爱新觉罗·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訢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訢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訢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咸丰帝去世后,奕訢协助慈安太后、慈禧太后政变,被授予议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军机处换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奕訢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4] [41]
辛酉政变的成功,使列强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訢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訢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 [8] ,满足列强的要求、贯彻其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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