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訢针对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诸如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但它基本上是洋务派主张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的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和军机大臣翁同龢严重对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户部主事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对变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訢的坚决反对。奕訢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此后,奕訢和翁同龢“议事龃龉”,“论事不合”,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往往从中作梗,阻挠变法。他还指斥翁同龢揽权、狂悖,每每对他裁抑、刁难,施加压力,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支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沙俄强占旅大事件发生后,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奕訢“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訢也表示反对。闰三月,奕訢病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数次前往探视。至四月初十日,奕訢病逝,终年六十七岁。光绪帝得知讣讯后,再临祭奠,特地为他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赐谥号“忠”(终清一代,宗室中只有奕訢与和硕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得单谥“忠” [25] ),入祀贤良祠,并配享太庙。 [4] 其孙溥伟袭爵恭亲王。 [15]
主要影响编辑 播报
政治
奕訢作为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他主张学习外国科技以加强中国军事实力,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兴办洋务运动,开办中国近代早期的军事工业,创设了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同文馆;在外交上主张维持与欧美列强的和平,建议借师助剿太平天国起义与捻军。 [51] 在其任职中枢期间,清朝先后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 [49] 以及西北回民起义 [50] 。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在奕訢等人的建议下,清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自此,总理衙门取代理藩院,成为专门的外事机构。作为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常设机构,总理衙门的设立,开启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历程。衙门还领导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7]
文化
奕訢藏书颇富,恭王府有藏书楼多处,主要有“多福轩”“乐道堂”“正谊书屋”“庆宜堂”等,所藏宋元名椠近百种,如宋板《文苑英华》《文章正宗》《柳柳州全集》《春秋左氏传》《韩昌黎集》《柳河东集》《艺文类聚》《翰墨大全》《王临川全集》《东都事略》《文选》等有39部,其中,宋板《文选》《埤雅》各有两部。有《多福轩书目》2册,著录藏书近2000种;《乐道堂书目》1册,著录各处所藏零星之本,精品为多。书画最为精粹,唐、宋、元、明四代名人真迹书画作品有数十幅,如晋陆机《平复帖》、唐代的韩干《马图》极为珍贵;元代赵孟頫、倪瓒等人的画作有数张。进入民国后,所藏古籍书画相继流散,由于索价甚高,国内购买者不能全部购下,部分藏品被日本人购去。部分藏书画印章为“恭邸藏书”“锡晋斋印”“恭王府珍藏书画”“清心斋赏读”“韬华馆”“宝约楼秘藏”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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