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

在此以前，内库主要收入为金花银，即依靠南直隶地区的田赋。不过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矿税银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如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请拨内帑，朱翊钧批复同意。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户部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神宗拨内帑，朱翊钧虽然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且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但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户部更是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两，朱翊钧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照数拨用。 [51] 另外，含矿税银的内帑也用于国家救灾，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用于赈灾。 [52]

但是，矿监税使也造成了当地社会的动荡与冲突。代表性的事例有“高淮乱辽”和“杨荣乱滇”。因此矿税政策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万历三十年（1602年）二月，神宗生病，召见辅臣沈一贯等，下令废除矿税。东南百姓闻讯欢呼雀跃，但不久神宗就后悔了，收回成命，此后多名官员进谏废除矿税，神宗都不听。 [53-55]

学校为养士基地，“人才所系”。为了培养新的人才，万历二年（1574年），神宗命令吏部严格选用提学官。次年三月，张居正进呈《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方案。神宗以为“深切时弊”，下诏命“各官着实遵行”， [56] 并大量裁减府、州、县学的学生数。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人口不断增加，学校招生人数反而减少，不但与社会发展大势背道而驰，对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禄者更是当头一棒。明神宗还根据张居正的建议，诏毁天下书院，迫害士人，实行文化专制。这些都是倒退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遭到激烈反对，难以贯彻执行。张居正本人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谓他“千虑一失，在汰郡县诸生”， [57] 成为后来惨败的祸根之一。

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播基督教，使得中西之间文化上得到交流。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601年1月25日），利玛窦觐见了朱翊钧。向朱翊钧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他的信任。 [58] 利玛窦还把封面烫金、装订精美的地图集《地球大观》送给他，告诉他，从这部地图集上，可以看到他从西方来到中国途经的路径。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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