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字的研究-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一八七八年我获得了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然后去内特莱选修军医的必修课程，读完这些课程后，我即被派到诺斯特伯兰第五火枪手团当助理军医。当时这个团驻扎在印度，我还没有来得及赶到部队，第二次阿富汗战争爆发了。船到孟买，就听说我所属的那支部队已经开拔，过了山隘，已深入敌境。不过我还是跟着好几位像我一样处境的军官一起去追赶部队，并安全到达了坎达哈，找到了自己的部队，马不停蹄便立刻投入新职务的工作中去。

这场战争为许多人提供了晋升的机会，获得不少荣誉，我得到的却是痛苦和灾难。我所在的部队被调到伯克郡旅，跟他们一起参加了梅旺达那场倒运的战斗。战斗中我的肩部挨了阿富汗人一土枪，子弹打中肩骨，擦伤了锁骨下的动脉。全亏我的勤务兵默里的勇敢和一片忠心，把我扔到马背上，安全送回英军阵地，不然的话，我早为那班嗜血成性的阿富汗草莽英雄生擒活捉了。

我受尽了病痛的折磨，加上长途辗转的劳苦，变得虚弱不堪，最后跟大批伤员一起送到了白沙瓦的后方医院。从此我的健康逐渐有所好转，可以在病房中走动甚至到外面走廊晒晒太阳了。可是不久我又染上了我们在印度殖民地上那种该死的瘟疫-伤寒，连续几个月挣扎在死亡线上。最后虽然保住了一命，恢复了健康，然而人却浑身无力，瘦的皮包骨头。医院方面决定不失时机立刻送我回英国。于是我乘上“奥龙梯兹”号兵船走了。一个月后船到达朴茨茅斯。那是我的身体已彻底垮了。看来简直没指望恢复如初。但是政府大发慈悲。给了我几个月假期，让我好生修养。

我在英格兰无亲无故可以像空气一样逍遥自在，也可以说每天11先令6便士收入的人，无牵无挂。处于这种情况，伦敦自然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这个城市无异于一个大污水池，大英帝国的所有游民懒汉全都糜集其中。我在河滨区的一家私人公寓里住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的里不舒服，又百无聊赖。钱花的很快，入不敷出。瘪下去的钱包不免对我敲起了警钟，使我意识到要么离开这个污水池，搬到乡下去，要么洗心革面。我走了另一条路，决心从公寓搬出，另找一个不那么阔气、花销少些的住处。

就在我打定注意的那天，我的“典范”酒吧里，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回头一看，原来是我在巴茨时手下的助手小斯坦福。在伦敦这一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遇到这位旧相知，我这个孤苦伶仃的人不免大喜过望。想当年斯坦福算不得是我的知己，然而此时我对他欢喜有加，套起近乎来。他见了我也非常高兴。我在欣喜之余请他跟我一起到“赫尔朋”用餐。于是我两坐上了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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