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仁宗

还都南京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为了北边边防安危等因素，朱棣遂将京师由南京迁往北京。朱高炽即位之后，户部尚书夏元吉随即上疏称建议还都南京。随后颇多大臣纷纷上疏朱髙炽，请求还都南京。平江伯陈瑄上疏朱高炽言七事，第一件便是“重国本”，众多大臣的上疏的确打动了朱高炽。然而迁都乃为国之大事，不可能一蹴而就。朱高炽只得先做前期规划。主要包括，首先加强对南京的管理，先命驸马都尉沐昕“掌南京后军都督府事”。

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再“命太监郑和守备南京”；三月，正式宣布，“将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 [58] 随后又为各机构设置一些相应官员。四月，“命皇太子谒孝陵，遂居守南京。” [59] 但是五月，朱高炽便突然驾崩。即便是在弥留之际，其仍旧不忘迁都之事，遗诏中朱高炽言：“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 [60] 尽管朱高炽已经为迁都之事做好各种准备，但终究随其突然驾崩而搁浅。

军事

边防政策

朱高炽重视明廷北边边防，多次敕谕边关将领加强巡逻。其在位期间，曾下诏：“令各隘口及烟墩昼夜用心瞭望，谨慎谨慎，毋致疏虞，敕宁夏、甘肃、辽东、宣府、山海、永平、开平总兵官及备御官亦如之。”朱高炽亦加强防御体系的规格，“命行在后府都督佥事、指挥佥事李敬守居庸关。” [36] 除此之外，明廷还加强了对来往边关的审查，同样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冬：“敕辽东、大同、宣府、永平总兵官，今天气已寒，宜善抚军士，勿令失所。但无敕旨及勘合文书，并勿擅放出境。” [37] 从此记载可以看出，朱高炽强调明廷边防的防御性。

后世对朱高炽的北边政策存在不同说法。有观点批评：仁宣之际明廷北边对蒙古多以防御和安抚为主，防线一再南移，瓦剌趁此窗口期统一各部；《明史·兵志三》亦称：“朔州军士白荣请还东胜、高山等十卫于故地。兴州军士范济亦言：‘朔州（云中郡）、大同、开平、宣府、大宁皆藩篱要地，其土可耕，宜遣将帅兵，修城堡，广屯种。’皆不能用。” [38] 然而同样是范济进言这件事，《明宣宗实录》及《明史·列传五十二》则记载是尚书吕震认为范济的奏章“文辞冗长，且事多已行，不足采” [39-40] ，亦即并非明廷不能用其言，而是其进言此前大多已经实行。由此亦可见这一问题上史家评价的复杂性。

军事调整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五日朱高炽即位后，便开始对北部边防的军事将领进行调整。朱高炽首先对五军都督府与一部分都指挥使司的人选进行安排。八月十七日，朱高炽又“命武安侯郑亨等四人俱充总兵官，亨镇守大同；保定侯孟瑛镇交阯；襄城伯李隆镇山海；武进伯朱荣镇辽东。” [61] 设置的四个总兵官中，涉及北边的有三个，即大同、山海与辽东。朱高炽在位期间便安排了六个总兵官。加上甘肃总兵官费瓛，明廷北部便总共有七个总兵官。朱高炽对待北部七个军镇的总兵官与内地颇为不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明廷给其中一位总兵官发出命令之时，亦同时给其他几位总兵官发出相同内容的命令，此实际上显示的是朱高炽对北边军镇一体重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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