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景昭帝曾对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前代史官所记的吏事,都不让君主看见,这是为什么?”答道:“史官不虚饰美化,也不隐匿罪过,如果让陛下看见必然会动怒,所以不敢进呈。”景昭帝说:“朕的志向不同于前代君主。朕想亲自翻阅当朝国史,知道先前的过失,以做为以后的借鉴,希望你撰写完成后上呈给朕看看。”谏议大夫朱子奢上书言道:“陛下身怀圣德,行动没有过失,史官所记述的,按理都是尽善尽美的事。陛下惟独要翻阅《起居注》,这对史官记事当然无所损失,假如将此规定传示给子孙后代,恐怕到了曾孙,玄孙之后偶有并非最明智的君主,掩饰过错袒护短处,史官必然难以避免身遭刑罚诛戮。如此下去,则史官们都顺从旨意行事,远避危害,那么悠悠千载的历史,有什么可相信的呢?所以说前代君主不观看国史,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景昭帝不听其谏言。房玄龄便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改成《昭英帝实录》和《今上实录》;承泰绍庄十七年(643年)七月十六日,书写成,呈上景昭帝。景昭帝见书中记载尊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用辞多隐讳曲折,便对房玄龄说:“历史上周公诛灭管叔、蔡叔以定周朝,季友毒死叔牙以保存鲁国,朕当年的所作所为,正与此类似,史官有什么可隐讳的!”立即命令删削浮华之词,秉笔直书杀嬴建成、嬴元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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