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庙祭品之争

起初，秦献武帝因为举行藉田耕作礼仪而大赦，并命令有司部门讨论增加宗庙的祭品，以及在祭祀服装和仪式方面不适宜的地方。太常卿韦縚奏请在宗庙每个神主牌位前安放十二个笾豆容器。

兵部侍郎张均和职方郎中韦述议论道：“圣人知道孝顺的子女虽然情深，但祭品却可以无限，所以有所节制。人的嗜好本来就没有标准，私人宴席上的珍馔与时迁移，各个朝代都不相同。所以圣人将一切都归于古代的制度。楚国的屈到嗜好芰菱，而屈建不用芰菱祭祀他，认为不能因他私人的嗜好干预国家的章典。今天却要把甘甜肥浓的美味，都拿来当作祭品。如果违反旧制，那祭品将会无限之多！《尚书》说：‘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果都用今天的珍馔和平时的口味当祭品，祭祀神祗就没了规矩。那么何必要拘泥于古制？簠簋也可以不要了，盘盂杯案都能上座；韶濩也可以停息了，箜篌筝笛都能演奏。用的都不是正规的祭物，后人将如何看待我们！神祗是以精明驾临人们的，并不追求丰盛；如果失之于礼，祭品再多又有何用！岂能废弃礼经而随从流俗！况且君子爱人以礼，不求苟合。更何况在宗庙方面，怎敢忘了旧日的章典？”

太子宾客崔沔议论道：“祭祀是从远古时开始的。当时的人们茹毛饮血，所以就有了毛血的祭品。那时没有麹蘖酒曲，所以就有了玄酒的奠物。到了以后的先王，祭奠的礼物逐渐齐备；然而因为神道的尊严，所以不敢废除早期的祭品。笾豆和簠簋以及樽罍里盛的酒食，都是周人那时的珍馔，通常用于宴请宾客。然而周公制定礼仪时，还是将这些和毛血玄酒一同祭祀鬼神。国家根据礼法建立训制，因为时宜制定规范，在肃穆的清庙依时祭祀，礼仪和珍馔也都具备，使用的正是周朝的礼制。在山陵园寝为祖先祭祀，平时的膳食也都具备，遵循的也正是汉朝的礼法。用外藩他国的贡品祭奠，是为了享用远方特产；用新近出产的珍馔祭祀，是为了顺应时令。苑囿之内，亲身耕种的收获，狩猎之时，亲手射中的猎物，无不先用来祭祀后才再食用，这是尽到虔诚恭敬。如果做到了以上这些，何必要增加祭品！但应当申敕有司部门，不许简单怠慢，那么鲜美肥浓，尽在这里了，自然不必增加笾豆礼器的数目。”

秦献武帝坚持要酌量增加祭祀的物品。韦縚又奏请给每个神主牌位室各增加六副笾豆礼器，四时各以该季节的鲜果珍肴祭祀。秦献武帝答应了。

韦縚又上奏说：“根据《丧服》：‘舅，緦麻三月，从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父母是至尊，和姨母的丧服相同；姨母和舅父虽然同等，然而丧服却轻重不同。堂姨和舅母虽然不算疏亲，但不用为他们服丧。舅母来自外族，所以不用像自家人那样服丧礼。臣私下觉得既是古礼也有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所以请求将为外祖父母服丧加为大功九月，姨母和舅父加为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都加为袒免。

崔沔议论说：“治家之道，不能有两重准则。必须有总的礼义，道理应归本宗。所以内亲有齐衰和斩衰的区别，外亲则都服緦麻。尊亲要加重丧服，也不过一等而已。这是先王不能更改的法则。还希望陛下遵守过去八年的明旨，一切依照古礼，作为万代不变的礼法。”

韦述议论道：“《丧服传》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圣人考究天道，因而注重祖祢；维系族姓，因而亲爱子孙。母系的亲属和本族相比，不能等同，这是明显的道理。如今如果为外祖父母和舅父加丧服一等，将堂舅和姨母也列于服丧行列，那么内亲和外亲的丧制，又有什么差别！废弃礼制而徇求亲情，将是本末倒置。古代礼仪的制作者，知道人情容易动摇，担心礼制会逐渐消失，所以内外有所区别，轻重也很悬殊，就是为了后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因此混杂。这细心的旨意就在于此，岂是徒然而为！如果真能随便增加，自然也能随便减少。如果能随意非议古代的圣人，那么也可以随意更改破坏《礼经》。先王的制度，称作彝伦常理，认真遵守，还怕有所欠缺。一旦随意加以篡改，那将一发不可收拾！臣请求依照《仪礼》的丧服为定论。”

礼部员外郎杨仲昌议论道：“邓文贞公魏徵最早将为舅父服丧增加到小功五月。虽然文贞公十分贤能，然而周公和孔子却是圣人。以贤改圣，将让后代的学者何去何从！臣私下担心这样一来，会让内外次序混乱，亲疏伦理失常。依靠感情用事，什么事做不出来！当年子路不肯为他姐姐的丧事届时脱去丧服，孔子说：‘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因此脱去了丧服。这就是圣人援引礼制压抑情感的明证。《礼记》说：‘无轻议礼。’表明礼仪充满天地，光比日月。贤者都遵循它，哪敢增减！”

成文治武二十三年（736年）八月初一日，秦献武帝下敕：“姨母和舅父既然要服小功，那么舅母就不能全不服。应当为舅母服緦麻，为堂姨母和堂舅服袒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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