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南征行动计划周密,经由唐(湖北随州西北)、厉(湖北随州北)、曾(湖北随州)、夔(湖北秭归东),王室直属军队和从征的北方诸侯国军队,以及南方的曾国、邓国和鄂国等诸侯国出兵相随 [1] [2] ,征战才很快收到战果。一路高歌猛进,直至江汉地区,大获财宝,为此特地铸器铭功。
很快,周昭王组织了声势更为浩大、军威更为雄壮的第二次南征。昭王第二次南征,这次又打了胜仗,昭王得到了大量青铜,班师回程。 [13] [3] [12] [14]
据《竹书纪年》记载,昭王伐楚,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周昭王十六年(前985),周昭王“伐楚,涉汉,遇大兕” [15] 。一般认为此次战争与上述《墙盘》记载相同。周昭王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楚一带,渡汉水时还遇见“大兕”(犀牛)。 [16]
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前982),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15] 。周军渡汉水时,阴风骤起,气候恶劣,将士惊恐,军队损失严重。
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 [17] 。据鲁纪年推算,此时为周昭王二十四年(前977)。此次南征声势浩大,陕西扶凤出土的“墙盘”铭文记载:“弘鲁召(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但结果全军复没,周人讳言此事,模糊地说“南巡不返”。 [18] (详参见词条昭王南征)
南征考证
昭王南征与早期楚史和楚文化研究有极重要的关系,但这样一件西周史和楚史上的重大事件,却因为周人的隐讳而蒙上了重重迷雾,甚至连周昭王征伐的对象到底是谁都存在争议。
根据现代学者的考证,周昭王所伐之“楚”并非“楚国(楚子)”,而是西周时期和楚国(楚子)并立于楚地的楚蛮。 [18]
“楚”有二义,一是指芈姓楚国,二是指南方楚蛮。周成王十九年,楚国先祖熊绎被封为楚子,封地在楚蛮之地,因此楚国与楚蛮有交集,到东周时,楚国崛起吞并了楚蛮,两者才混为一体。在周昭王时期,楚国爵位不过是子爵,封地仅五十里,荒僻贫弱 [19] 。在这种情况下,周昭王不可能尽起六师,倾力南下攻打小小的楚子,更不会收获颇丰,大小贵族均兴高采烈地作器铭功 [20] 。而且如果周昭王果真的因为南征楚国而丧命,则周、楚必为不可解的死敌,周昭王之子周穆王不可能不报此仇,楚国更不可能在周穆王十四年还作为周朝的封国参与伐徐之役。 [18] [14]
而楚蛮在周昭王时期占据地域广大,大约在今汉水中上游的丹江地区和下游的汉东地区,且占据铜矿主产地一一铜绿山。在先秦时期,铜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政治、经济、战争等方方面面都广泛需求。楚蛮虽然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但始终没有如从前的三苗和后来的楚国一样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政治体,只是一些分散的部族,这种情形下的楚蛮正适合作为周昭王南下征伐的对象。
昭王南征之“楚”为楚国的说法,最早出现于东汉文艺作品,王逸注释的《楚辞·天问》 [21] 。后世学者多信此说,口口相传代代为继,昭王南征楚国几成定论。 [14]
南巡不返
《古本竹书纪年》载:“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 [17]
第三次南征,对西周的军事力量打击很大,周昭王薨于汉水,全军覆没。经过春秋笔法润饰的正史对此事讳莫如深,无法获知详情。北宋时期,在湖北安陆一带出土了六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称为“安州六器”,透露了周昭王南巡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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