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吕子达总是对的
讲实话，梁叛并不喜欢神烈山这个名字。
二十二年前，崇佑皇帝在跟那些文人大官们的“大礼议”之争中打了胜仗，便把钟山改为了神烈山。
梁叛跟李裕、张守拙都不同，他是从小在南京城里长起来的，也是最后一代把这座葬着太祖爷和马皇后的老山称为“钟山”的留都人。
那些几岁十几岁的小家伙，还有外来的人们，都只把钟山叫做“神烈山”。
梁叛不知道张守拙说的“那一把火”是甚么火，这两天实在是起了太多次火……
但是他从张守拙的语气中听得出来，张说的那一把火，可能比自己所了解的那些烧得都要惨，都要大。
张守拙忽然转过来，从兜里掏出一块玉色驳杂的牌子丢给梁叛，玉是老玉，看来是他私人的信物。
“这是我从小贴身带的玉佩，你拿去后衙找我的管家，便可取我印信，这二三日我都未必在留都，江宁县的事情你爱管便费心管一管，不爱管便教黎震他们去死好了！总之你一力自决罢……”
他神情晦暗已极，不愿多言，摆摆手便向马车走去。
走到一半又停了停，没有回头地说了一句：“那位花娘的事……请节哀。”说完便低头钻进了车里，再没出来。
梁叛手里捏着那块尚有体温的玉牌，看了看张守拙的背影，又同李裕对视一眼。
李裕嘴唇动了动，似有甚么话想说，但终究没有开口。
他跟着张守拙走到车门边，忽然又下定了决心似的，返回来低声道：“你若有事需要人手，或者处境危急之时，可以到小运河心腹桥，有人会主动找你。”
梁叛记下小运河心腹桥这个地点，想了想还是说道：“有件事本来与我无关，也不知是真是假，但我想不妨告诉你们，是真是假你们自己判断好了。”
“哦？”李裕奇道：“甚么事？”
“我看过吕书办的书信，有一个猜想——北京都察院这次……”
当李裕听到“北京都察院”这五个字的时候，瞳孔骤然缩了一下。
接着就听梁叛继续说：“这次来南直隶，恐怕真实目的是为了推行庞翀的‘改稻为桑’，当然了，改稻为桑不是目的，目的应该是通过这种政策，快速改变南直隶部分田亩的属性和归属，让你们的白册失效……”
梁叛本来是不大愿意对李裕讲这个的，因为他怕自己猜得不对，贸然说出口非但没能帮上忙，反而惹得方家耻笑——你一个县衙的小小捕快，居然自不量力去忖度天下事，岂不可笑？
但是当他麻着胆子说出来之后，看到李裕震惊的神情，便知道自己应该是猜对了，至少在方向上是靠谱的。
李裕脸色有点发白，他深深看了梁叛一眼，尽量用一种平常的语气说：“知道了。”
然后他向梁叛点点头，转身上了马车。
梁叛便牵马立在路边，目送着马车缓缓离去。
……
李裕的马车极其朴素，内壁甚至连大漆也不曾刷上一道，好几处都被白蚁给蛀出了虫眼。
李裕和张守拙对坐在有些狭窄逼仄的马车中，两人相对沉默，气氛沉闷至极。
此刻就连外面传来的哒哒马蹄声，和马车左右的颠簸，对李裕烦躁憋闷的情绪来说，都算是一种安慰。
过了许久，张守拙直愣愣的眼珠才动了一下，忽然开口道：“为甚么把瘸子的位置告诉他？”
李裕暗暗松了一口气，反问一句：“你又为甚么把自己的贴身玉佩交给他？”
两人对视一眼，忽然都露出些许笑意。
不过张守拙脸上的笑意很快便消失了，他摇头道：“因为我相信他。”
李裕道：“我也信他。”
张守拙觉得李裕这话有点孩子气，像是在和自己斗嘴，他反驳道：“你凭甚么信他？你了解这个人？”
李裕眼中的笑意愈来愈浓，毫不示弱地问：“我不了解，莫非你了解？”
“……”
张守拙无言以对。
吕子达死前，张守拙认为自己了解衙门里的每一位官吏、差役，包括黎县尉和梁叛。
但是吕子达死后，他开始不断地重新认识这位被吕子达看中的捕快，而且同梁叛越接触得多，他越觉得自己从未了解过这个家伙。
但他至少认为自己还是了解黎县尉的。
那个从书吏晋为官身，胆子虽小，却还算是有操守、知是非的同僚。
但是今天他知道自己又看错了。
这个黎震胆子好像一点也不小，操守一点也没有，是非更加一点不知道！
张守拙从未像今天这般怀疑过自己。
“我不了解你手下这位梁捕快，但是我相信吕子达，他总是对的。”李裕偏过头看着窗外，仿佛在自言自语，“就像那批白册，他早已说过句容县并非安全的誊抄所在，眼下也不是动手的时机，现在看来他还是对的。”
张守拙沉默不言，当时他是支持将白册送往句容誊抄的，也是支持趁着董阁老余威犹在、庞翀立足未稳之时立刻发动“南直隶大清丈”的。
他甚至信心满满地同天草芥商量了一个“祸水东引”的计划，打算让梁叛拖住对手两天，句容县那边的誊抄工作便可大致结束了。
梁叛真的拖了两天，而且比他和天草芥预计的要顽强得多，不仅毫发无伤，还打死了一个锦衣卫缇骑。
然而就像吕致远所说，句容并非安全的所在，他们很快绕过了江宁县和南京城，找到了那里……
“在句容誊抄的那批白册已经被人全部烧掉了，现在只剩下天草芥手中的那一部，看来是时候遣退倭国使团了。按照子达的计划，天草芥把白册带去日本誊抄，陆真人带黑猫进京入宫，朝中诸位各自努力，三年之后天时地利人和至少得其二，再行动手。如果三年之后时机不成，现有白册已经失去时效，那便再等六年——三年搜集新的白册，三年准备举事，这才是万全之法！”
大约是发觉自己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意思，李裕才住了口，不再往下说。
当然这绝不是李裕的事后诸葛亮，这种思想也并非他独有和首创。
而是在六年前他从湖广被罢黜，到了南京以后，吕致远和陆玑两人在三山护国寺那株梅花树下，就已说过这样的话。
当然，这话也得到了当时湖溪书院两位夫子的赞同。
其实那天在护国寺外，远不止他和吕致远、陆玑三人，张守拙和冉佐、赵元夔都在，还有许多湖溪书院一派的“革新派”文人和官吏。
那是“革新派”以诗会友的一次小聚会！
吕致远当时写下那首《咏护国寺前一枝梅》，其实并不是只赞扬李裕，而是写那许许多多不曾记录姓名的同道中人。
张守拙神色黯然，他也知道这句话已被老夫子们奉为了准绳，但是他们既然是革新派，他们既然是许许多多年轻而有抱负的大明官员组成的群体，他们自然就逃不了“激进”二字。
于是有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在隐忍了多年以后，终于在白册完成之时，忍不住加速推动了“大清丈”计划的进程。
张守拙长叹一声：“明天我便写信给山长，向书院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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