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知路(1)

现代的不宽容，像古代的高卢人在《高卢战记》中，朱利叶斯?恺撒从地理上把高卢人分为三部分，即比尔及人、阿奎丹尼人和克勒特人。一样，可以分为三种：由懒惰造成的不宽容，由无知造成的不宽容和由自私造成的不宽容。

最普遍的也许是第一种情况，在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阶层都能够见到，尤其是在那些小村庄和古老的镇子最为常见，而且它并不局限于人类。

我家的老马“督德”在科里镇温暖的马棚里度过了25年安稳的生活，无论如何也不愿到西港同样暖和的仓房去，就是因为它一直住在科里镇，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已经非常熟悉，知道在它每天漫步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陌生的新玩意儿冒出来吓着它。

我们的科学家们迄今为止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早已不复存在的玻利尼西亚群岛方言，而可怜的猫、狗、马、驴的语言却被忽略了。但是，假如我们能听懂“督德”对它过去的科里镇邻居说的话，就可以领教到马的不宽容了。因为“督德”岁数已经不小了，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固定的“习惯”。它的那套马的习惯是很多年前养成的，因此所有科里镇的风俗习惯在它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而西港的风俗习惯，到死的那天它都会看成是错误的。

正是这种特定的不宽容，使得父母们对他们子女的“傻气”表现大摇其头，使得人们荒唐地痴迷“过去的好日子”的神话，使得文明人和野蛮人都穿上了让人不舒服的衣服，使得世界充斥着多余的废话，而总是把那些有着新思想的人当成人类的敌人。

不过，在其他方面，这种不宽容的危害还不算大。

我们迟早都要因为这种不宽容吃苦头。过去，这种不宽容曾经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离开了家园；而今它又使得大片无人区成了永久居住地，否则这些地方现在还是荒无人烟。

无知的人仅仅由于自己的无知便可以成为害群之马。

但是如果他还要为自己的智力缺陷杜撰借口，那就更加的可怕了。这时他会在自己的心中树立起一座唯我独尊的花岗岩堡垒，自己高踞于这座堡垒之上，公然向他的敌人（也就是所有不肯接受他的偏见的人）挑衅，要他们说明为什么他们应该生活在世上的理由。

遭受这种苦恼的人，都是些既苛刻又卑鄙的人。因为他们总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容易变得残忍暴戾，乐于折磨那些他们憎恨的人。就是在这群人中，“上帝的选民”这个奇怪的念头最先出现了。而且，被这种思想迷惑的人，总喜欢想象自己和看不见的神灵存在某种联系，以此来为自己打气壮胆，也是为了给自己的不宽容（专制）增添一点儿精神上的慰藉。

比如说，这些人从来不会说：“我们要绞死丹尼尔?笛福，因为我们觉得他威胁到了我们的快乐，我们对他非常的痛恨，就是要把他吊死！”不，不会的！他们聚在一起隆重地举行秘密会议，一连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星期地研究如何处置这个丹尼尔?笛福。在宣读最终的判决之后，也许只是干了点偷偷摸摸行为的可怜的丹尼尔，就俨然成了一个最可怕的人物，竟胆敢冒犯上天的意志（这些意志只传给了上帝的选民，也只有他们才能够理解），因此将对他行刑是一件神圣的职责。敢于给这种“撒旦的同伙”定罪的法官们，则立下了巨大的功劳。

心地善良的百姓很容易被这种致命的幻觉迷惑，变得像那些残暴野蛮、嗜血成性的人一样，这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都屡见不鲜了。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那一群群兴高采烈地围观殉难者惨状的人们并不是罪犯，他们是些正派虔诚的百姓，而且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会讨得上帝的高兴与夸奖的事情。

倘若有人跟他们提起宽容，他们会觉得那等于承认道德上的弱点，因而会对这种观念加以反驳。也许他们不宽容，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反倒会得意洋洋地以此为骄傲。你看，在潮湿寒冷的清晨，丹尼尔?笛福穿着藏红花色的衬衫，一条点缀着小魔鬼图案的灯笼裤，向前走着。他走得很慢，但是很坚定，一步一步地走向立在市场中的绞刑架。而那些围观的群众一等这场面结束，便会回到自己舒适的家中，吃起豆子熏肉的丰盛饭餐。

这本身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思想行为都是正确无误的吗？

不然的话，他们为什么会是看客，而不是被人看着死去的受难者呢？

我承认这样的看法是苍白无力的，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当人们都由衷地觉得自己的观点就是上帝的意志，若说自己会犯错误，这的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还有第三种，由自私引起的不宽容。它本质上是一种嫉妒，而且就像麻疹一样司空见惯。

当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告诉人们说，要得到万能的上帝的青睐，单纯依靠宰杀牛羊是办不到的。于是神庙中那些靠祭祀仪式为生的人就高声指斥他，把他描绘成一个危险的革命分子。耶稣就这样被处死了，再也不会对他们的收入来源造成什么危害。

几年之后，圣徒保罗来到以弗所。他所宣讲的新教义对当地珠宝商人的生意繁荣有所威胁，因为这些珠宝商靠贩卖当地女神戴安娜的小塑像发了大财，于是金匠行会差点儿把这个不速之客用私刑弄死。

有些人靠某种已有的宗教崇拜谋生，而有些人的思想却能够把群众从原有的神庙吸引到另一个神庙，自古以来这两种人之间就存在着公开的争斗。

在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时，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谈到那些宗教迫害案例时，只有在极为个别的情况下，才会遇到三种不宽容形式中的一种形式。通常情况下，在引起我们关注的迫害案情中，这三种形式的不宽容常常是并存的。

一个组织掌握着巨大的财富，管理着成千上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并占有成千上万的农奴，自然会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那些试图重建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国”的一群农夫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消灭异端就成了一种经济上的需要，这属于第三种——源自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但是还有一群人也受到官方的大力压制，他们是些科学家，这个时候该问题就变得不知道要复杂多少倍了。

要理解教会当局对待试图揭示自然秘密的人所持的乖戾态度，我们应该回溯几个世纪，看一看公元6世纪以前的几百年中，欧洲实际发生了哪些事情。

野蛮人的入侵如洪水般无情地横扫了欧洲大陆，污浊的洪流中只剩下零星几座罗马共和国的残垣断壁，原先这些城墙内的社会早已不复存在。他们的书籍都已被波浪卷走，他们的艺术被深深埋在新的无知的泥潭之下，他们的收藏品、博物馆、实验室和图书馆，他们慢慢积累起来的科学素材，全部被那些来自亚洲腹地的粗俗的野蛮人用做燃料，投进了篝火。

我们现在还保存着10世纪的几个图书馆的书目。那时，西方（君士坦丁堡除外，那时它对于欧洲中部就像今天的墨尔本一样遥远）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希腊书籍。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它们确实已经彻底消失了。当时的学者如果想了解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的思想，只能去读他们著作中某些章节的译本（翻译质量很差）；打算学习古人的语言，也没有人能够教授他们，除非能找到几个由于拜占庭神学之争到法国或意大利避祸的希腊僧侣。

拉丁文的书籍倒是不少，但大多数是写于4世纪至5世纪的。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手稿，经过反复的漫不经心的传抄，它的内容已经不能让人看懂。除非有人一辈子研究那些古文书。

至于科学书籍，除了一些最简单的欧几里得习题，图书馆里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更令人痛心的是，再也没有人需要这些书了。

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对科学怀着敌意，对任何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独立研究都不支持，更不用说什么医学、天文学了。科学已经沦落到无人理睬的地步，再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了。

用现代的眼光理解当年的那种状况，是十分困难的。

尽管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我们20世纪的人都深深地相信进步，尽管并不清楚能不能把这个世界变得完美，但是我们都把这当做一种最神圣的职责去努力。

是的，对这种不可阻挡的进步的信仰，有时似乎成了一种国教。

但是，中世纪的人们都没有也不可能同意这样的理念。

希腊人曾梦想世界充满美丽和乐趣，但是这梦想只持续了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席卷这个不幸国家的政治风暴无情地粉碎了这样的美梦，大多数希腊作家从此成了悲观主义者，他们观察着往昔是幸福家园的废墟，对所有世俗的努力彻底地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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