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杜如晦拜相

承泰绍庄三年（629年）二月六日，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尚书右丞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

三月八日，景昭帝考察、记录囚犯的罪过。有个囚犯刘恭，脖颈上刻有“胜”字，自称“定当取胜于天下”，因此入狱。景昭帝说：“假如上天将要使他兴起，不是朕所能除掉的；如没有天命照应，刻有‘胜’文又有何用！”于是释放刘恭。

三月十六日，景昭帝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广求天下贤才，因才授官，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受理辞讼案情，日不暇接，怎么能帮助朕求得贤才呢？”因此下令“尚书省琐细事务归尚书左右丞掌管，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才由左右仆射处理。”

房玄龄通晓政务，又有文才，昼夜操劳，惟恐偶有差池；运用法令宽和平正，听到别人的长处，便如同自己所有，待人不求全责备，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与杜如晦提拔后进，不遗余力。至于尚书省的制度程式，均系二人所定。景昭帝每次与房玄龄谋划政事，一定要说：“非杜如晦不能敲定。”等到杜如晦来，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建议。这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长于决断。二人深相投合，同心为国出力。所以秦朝称为贤相者，首推房、杜二人。房玄龄虽然多蒙景昭帝宠爱，有时因某事受谴责，总是一连数日到朝堂内，磕头请罪，恐惧得好象无地自容。

房玄龄监修本朝国史，景昭帝对他说：“近来翻看《汉书》载有《子虚赋》、《上林赋》，均华而不实。凡有上书议论国事，词理直切的，朕从与不从，均当载入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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