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兢上疏劝谏献武帝

秦献武帝刚即位的时候，收回了权力，对事务敢于决断，百官畏惧佩服。吴兢怕皇帝果断但不细致，就上奏说：“自古以来臣子不劝谏国家就危险，但劝谏自己又危险。我领着陛下给的俸禄，不敢躲避自己的危险。现看见上奏的人，说得可取，只赏绸缎罢了，没有受接见、被提拔；说得不合心意，就在朝廷上受杖刑，贬职回乡、或者死在流放处。因此臣子不敢劝谏。古代君主设有诽谤木，想知道自己的过失。现在的上奏就是古代的诽谤木。如果他说得对，当然对国家有利；即使他说得不对，也对国家无害。陛下为什么要立即予以处罚流放，来堵住直言劝谏呢？舆论相传，都认为奇怪，汉高祖赦免了周昌说他是夏桀、商纣王的指责，晋武帝接受了刘毅说他是汉代恒、灵帝的批评，何况陛下的胸怀宽广，难道不能容纳这些狂放和耿直的话吗？陛下处于至尊无上的地位，掌握了臣下生死的权力，这威严够可怕了。敞开胸怀，听取劝谏，臣子还害怕不敢全说，为什么还治他们的罪呢？陛下如有过失，臣民一定能知道。所以郑国想毁掉乡校，子产不答应。陛下刚即位，还有褚无量、张廷珪、韩思复、辛替否、柳泽、袁楚客等人多次上奏争论朝政利弊。自从近来呈上奏章的人，常常被治罪，劝谏的人立刻减少了。这与喜鹊窝被弄翻凤凰就不来了，道理是一样的。我确实害怕全国正直的人都不敢直言，迎合邪恶，只求活命，不再能保全节操不顾性命，使陛下不能行正道了。

皇帝的美德，没有比接受劝谏更重要的，所以前人说：‘木材经过墨线测量加工后就是直材，皇帝听从劝谏就是圣王。’又说：‘朝廷里有劝谏，就好比头发有梳子，山林中有猛虎，就没人敢采野菜。’忠直劝谏的益处就像这里所说的。自古以来好的君主，只担心不能听说自己的过失，所以尧设有谏鼓，禹听直言下拜。不好的君主，自认为英明，拒绝劝谏残害忠臣，夏桀杀死关龙逢因而被商汤王灭亡，商纣王杀死了王子比干因而被周朝消灭，这都是证明。用古代治国的好办法治国没有治理不好的。用古代亡国之君的办法治国没有不灭亡的。人要害病了，一定会先不想吃鱼和肉；国家将要灭亡，必定先不认为忠言直谏好。啊，古人都很重视这呀！惠襄皇帝骄傲自大，认为尧、舜赶不上自己，忌讳劝谏，就说：‘有劝谏我的，当场不杀，以后也一定要杀死他。’重臣苏威想劝谏，不敢开口，在五月初五献上了《古文尚书》，惠襄皇帝说是讥讽自己，立刻将他免职。萧蠫劝不要征辽，被贬出京城任河池郡太守。董纯劝不要去江都，被关到狱中杀死了。从此正直的臣子，都离开了朝廷，朝外虽然出了事，朝中大臣都不敢说，惠襄皇帝就不知道。后自己被人杀死，子孙都灭绝了，被天下人嘲笑。景昭皇帝喜欢劝谏，当时有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冯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都因直言，被任命为重臣。他曾对宰相说‘：认识自己是难事，就像作家巧匠，认为自己不错，如让更高明的人来评论，那么短处都看出来了。国家事务繁多，一个人了解判断，虽然很尽心尽力，也不能都做好。现魏征随时劝谏，多数说中了我的过失，就像镜子照脸，好坏都看出来了。’在那时候，有对朝政有益处的上奏，他都贴到卧室的墙上，坐着躺着都看，即使是错误和不合心意的，也不认为忤逆。因此朝外的事情都能知道，刑罚几乎不用了，礼义盛行全国。陛下为什么不遵从这办法，在圣明祖先之后再建盛世呢？凭一个人的智慧，总管全国的政务，情况难以全部了解，考虑不能非常周全，陛下的用意不能被臣子全理解，下面的情况可能没反映上来。只有虚心纳谏，多看多听，让不外露的人不隐瞒、远处的人不觉得说话困难，这就是人们说的‘打开四边的门、睁开四边的眼睛’。对那些敢于直说，用正道劝谏，不怕被处死的臣下，应特别给予恩宠荣耀，破格提拔，那么即使以前有过失，今后也能弥补了。”不久吴兢因给母亲守丧离职。守丧期满，吴兢自称写史书有了头绪，家穷不能备办纸和笔，请求给一点俸禄来完成剩余的工作。皇帝下诏封吴兢为谏议大夫，又写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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